《漫长的季节》具备当下两个热门元素：九十年代、悬疑罪案。2022年以来，多部剧集聚焦于此：《狂飙》《他是谁》《回家的女儿》《立功·东北旧事》《胆小鬼》《平原上的摩西》，奇情悬案折射出的时代背景是年轻观众的童年记忆，也是某种怀旧共鸣。其中不少故事关于东北。（《胆小鬼》改编自东北作家郑执的小说《生吞》，郑执出任该剧编剧；《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东北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尽管“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说法非常模糊，争议颇多，但“东北”作为一个叙述对象，无疑是这几年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东北九十年代风貌也已然成为罪案题材最喜欢的背景板之一。无须赘述，人们自然会想到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文化宫、铅灰色的天幕和遮蔽一切的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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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辛爽不想重复这种荒寒的画风，他尝试一种新的东北打开方式。他请来作家班宇担纲文学策划，在视角、气氛上反套路，反常规，用悬疑加喜剧完成了一次东北叙事突破。这部剧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些经典的悲喜剧，在辛酸中感受幽默的力量，看荒诞如何抵抗时代沉重。

笑话展示了世界本质的不确定与危险

笑着笑着就哭了，很多人看完《漫长的季节》都有同感 。导演辛爽没有顺着时间线讲碎尸案如何发生，主人公王响如何丧子丧妻家破人亡，他把过去和现在穿插并置在一起，从一桩套牌车撞人的乌龙事件开始，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插科打诨吵架拌嘴中，逐渐还原真相。

在《漫长的季节》里，秦昊饰演的龚彪可以说是喜剧担当，大部分包袱都在他身上。人如其名，龚彪性格特点就是“彪”（东北方言，不着调）。看望病人送的花，是现从护士花盆里薅的；第一次请意中人看电影就迟到，还埋怨人家没给自己买烤地瓜；想显摆自己有文化，引用弗洛伊德，奈何对方不知道，问弗洛伊德分房没？他答：“他不是咱厂的。”

熟悉辛爽的观众都能看出，这个人物是致敬喜剧《马大帅》里的“范德彪”，不靠谱、爱吹牛，和姐夫互相嫌弃又彼此照顾。范德彪作为一种小人物自我解嘲的象征，早已随着各种二创视频在网上成为一种亚文化符号。他的各种毛病缺点如果正面看，都很容易让人生厌。（眼高手低，贪慕虚荣，本来没有能力当保镖，靠侄女被老板看中重获信任，靠着这层关系还洋洋自得。）但他却是观众最喜欢的角色，因为创作者抓住了角色本质：不过是一个太渴望成功的小人物，一个进城以后眼花缭乱无处安放自己的普通农民。犯过错、走过弯路，但没有恶意害人。于是他那些咋咋呼呼的彪言彪语都变得亲切可爱起来：吹牛时自称“辽北地区的著名狠人儿”；唬人时经常作诗：“有梦就做， 做了就说， 谁能解梦， 就得彪哥” ；在家挂着对联吹嘘自己：“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伊彪”。

同样，作为“彪子2.0”，龚彪也是一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失意者。作为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分配在当地最大的单位桦林钢铁厂坐机关办公室，后来并没有得偿所愿平步青云。细数彪子所做的一切，初衷都是为了挣快钱，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养鸽子，偷老婆钱买二手出租车，去游戏厅上分，买彩票。只是这些选择都如此不正经、不靠谱，最后的结果也是鸡飞蛋打：鸽子总也不下蛋、卖不出去，二手车被扣、牌照也贬值了，眼看要赢钱游戏厅被警察端了、看彩票奖号的时候被卡车撞飞。这些倒霉的经历在秦昊演绎下更显可笑。也有观众为彪子惋惜，说他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导演没有选择这种得失视角看彪子，只是展示了一种面对命运的态度和鲜活的个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弗洛伊德最早指出，笑话代表心理能量的释放，人们通过笑舒缓压抑、释放冲动，幽默油然而生。辛爽是懂弗洛伊德的，他肯定了彪子的精神内核，让我们面对命运碾压的时候，有一丝释放的机会。特里·伊格尔顿在《幽默》一书中总结：“我们笑，是因为某些现象似乎陡然失其常态，某些事情突然失去控制、乱作一团。这般滑稽的情形，使人得以暂时脱离清晰有序、不容置疑的世界，获得喘息之机。” “滑稽用例如笑话或机智的调侃，搅扰了宇宙的平衡；或者用蠢笨、怪诞、荒谬、超现实的方式，将宇宙自身连贯的意义涤荡干净。” 他也引用了阿莲卡·祖潘季奇在《怪人来了：论喜剧》中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每个笑话都道出了或者说展示出，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

彪子的一生正是这种荒诞、不确定性的集中展示，人生并不遵循那些按部就班的成功学设计，遥远的一个响指就可能把眼前的生活震碎。当他被卡车撞飞，在腾空的驾驶室里，眼神里充满光芒，完全没有惊恐、错愕，好像这才是他期待已久的高光时刻。

如果以案情为主，彪子的戏剪掉三分之二也不影响剧情推进。但角色魅力消解了时代的沉重，罪案的血腥，他像一个扰乱者，总是用最不合逻辑的方法生活，呼应了一种体制的崩溃与失序。单位没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

这种以喜剧幽默讲悲苦辛酸，可以说是一种经典的文学范式。老舍先生在《什么是幽默》中写道：“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地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

悲观的幽默，也是老舍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总结自己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欠缺，谁都有可笑的地方。” “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 与辛辣讽刺的黑色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更宽厚温和，充满小人物的自嘲。

老舍先生最善于从人物性格出发，让其说出一些令人感到滑稽的话。例如在小说《赵子曰》中，混混赵子曰嫌弃妻子，盼她早死，便向阎王祷告：“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 又是万岁又是阿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即使在《四世同堂》《茶馆》这些有沉重时代背景、以家国命运为主题的作品里，仍然不乏幽默的语言表达。

东北特色悲喜剧

《漫长的季节》以97、98年东北下岗潮为时代背景。80后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代表作多选取这个背景，被称为“东北伤痕文学”。这些作品多涉及罪案，风格冷硬、压抑，以“残酷青春物语”为主线，展示出父母一代经历的残酷现实如何在他们的童年留下阴影。很长一段时间，大众的东北印象主要来自小品、情景喜剧和赵本山主创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这些小品主题往往积极向上，轻松热闹之余并不追求严肃的分量。2019年前后，“东北伤痕文学”陆续走进主流视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叠加2003年的纪录片《铁西区》，一个颓然落寞的老工业基地形象和人们熟悉的那个喜剧东北开始平行存在。

《漫长的季节》明显区别于以上两种东北。不同于“东北伤痕文学”对时代凛冬的集中展示，《漫长的季节》选择聚焦阳光灿烂的秋天，大厦将倾之前。辛爽在选景的时候，希望呈现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要回到剧中人的此时此刻，而不是老照片式的怀旧。炼钢炉下盛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厂区里红黄相间的树叶等等，画面色彩非常丰富。1997年的秋天，和2016年的秋天一样灿烂。

它的喜剧风格也不像东北农村题材那样热闹、轻快。整部剧语言包袱并不依赖我们熟悉的小 品式押韵（“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谐音梗（“产房传喜讯，人家升了”），更多来自人物身份、性格产生的反应：比如冷面店老板娘发现碎尸，因为惊吓过度，被警察问话时答非所问（“你俩没事儿吧？” “我俩没事儿，我俩就是普通朋友。”）；警察崔国栋误把DNA技术说成DAN，法医纠正说DAN是蛋；王响自告奋勇去协助破案，得知有碎尸呕吐不止，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保卫科长见状揶揄：“这么快负伤了啊，那歹徒没走呢？”等等。生动自然，又充满喜感。

这种兼具喜剧和严肃的气质其实更接近另一部东北文艺代表作，电影《钢的琴》。《钢的琴》是导演张猛的第二部作品，他的处女作是2008年由范伟主演的贺岁片《耳朵大有福》，都是悲喜剧。张猛拍电影之前曾经是赵本山团队的春晚小品编剧，非常擅长使用语言包袱。他一直追求一种笑中带泪的严肃喜剧，在小品上难以发挥。于是他的电影作品聚焦命运起伏更大的工人阶层，这些人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年轻时意气风发，人到中年在下岗潮中落魄无助。

比如《耳朵大有福》中的退休工人王抗美，除了修火车，再没有一技之长，想挣钱却四处碰壁；妻子久病卧床，儿子不务正业，女儿婚姻破裂，弟弟打麻将，父亲没饭吃，即便如此他仍然心系国家大事，跟蹬车小伙谈“核心技术”，和擦鞋大妈探讨“行业饱和”，饭可以少吃，报纸和新闻联播不能落下，喝多了就背诵高尔基的《海燕》。他想用高科技为自己算命， 先讨价还价：“一块半只算后半生，行不行？” 他的时代结束了，但他无法向前看。

《钢的琴》中，下岗工人陈桂林在废弃的钢铁厂里，组织昔日工友造出了一台“钢的琴”。因为他离婚了，女儿说谁有钢琴就跟谁。女儿在画的琴键上练琴，他安慰女儿“贝多芬，贝大爷他耳朵就背， 他就听不见。” 从画琴、偷琴到造琴，陈桂林调动了他所有的才华和能力，最终仍然留不住女儿。影片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清晰指向工人阶级文化如何没落，脱离集体的个人如何无力。

曾经辉煌留在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和困窘的当下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因为执着，更显荒唐。张猛用通俗、戏谑的语言表现出这种反差，产生喜剧效果。笑声难掩无力心酸，形成一出悲喜剧。王响作为王抗美、陈桂林的同代人，他的悲剧没有直指时代，更多是一种隐喻。正因为我们知道漫长的秋天之后会如何，每一部与此相关的作品都是这部剧的潜在文本，所以王响的命运让我们格外唏嘘。

乐观是否能消解苦难

每当看到屏幕里悬浮的台词、样板间一样的布景，观众都会感慨，真实生活里接地气的老百姓形象太少了。九十年代到2000年，表现城市普通百姓生活的“平民剧”曾经风靡一时，凭借生活流叙事、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吸引观众。当时热播的“平民剧”都有很强的文学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作品被称为“新写实小说”，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琐碎苦闷，代表作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等。故事主题不再是时代苦难，主角也不是英雄人物，讲述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这种生活流叙事正是新写实小说的特点。作者视角也从过去的居高临下，转为并不比身边人高明的平视。这些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成为“平民剧”主流。《漫长的季节》让人想起昔日的这些作品，我们终于再次在国产剧里看到如此真实的小人物。

2000年，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成为“平民剧”巅峰之作，一揽当年所有重要的电视剧奖项，收视率达到70%。剧种经典人物“张大民”身上苦中作乐的精神，至今仍在B站治愈着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张大民和媳妇李云芳都是下岗工人，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挤在十六平米的两间小平房。自幼丧父，张大民作为家中长子承担着各种责任。

他遭遇的所有苦难都是琐碎的，世俗的，没有勾连什么深沉的历史信息。他解决困难的方式就是耍贫嘴。张大民对儿子所说：“没意思， 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 爱他的人赞扬他身上的草根生命力，批评者质疑“张大民是不是当代阿Q？” “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不是值得警惕？” 2019年，刘恒接受采访时说：“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

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龚彪身上。秦昊微博分享了他对“龚彪”的理解：“中年的龚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东北人：乐观、善良，不服输。他努力感染着身边的人，就像你’老舅’。我是东北人，被这份内里的真实所打动。” 面对具体个人困境的时候，这种“活下去”的坚韧确实有力量。但关于一代人失落的尊严，是不是能“往前看，别回头” ？

辛爽在肯定小人物乐观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结构性问题。关于时代，他给出很多侧写细节：侵吞下岗职工安置款的厂长、蚕食国有资产的假港商，为补贴家用去夜总会陪酒的女工......从这部剧目前引发的讨论来看，时代剧变是展开最多的角度，也是最能引发观众共鸣的点。他在剧末用一场终于到来的大雪，制造了一种超现实浪漫景观。雪花平等地落在每个渴望生活的人面前，此刻有尊严、有希望，这种场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乐观，更接近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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